与影响历史的人擦肩而过

   人生有许多事真是无法预料的，这次到上海公干，朋友拉去参加一个饭局，没想到竟与几个可说是影响历史的人共处一桌。席上不少是现已退休颐养天年的老人，现在或热衷收藏，或专心股票，或喜爱涂鸦，一个个都是老顽童的模样。等到坐定下来一介绍，才知原来都是在解放日报供职的，在座竟有好几个上海文化界泰斗级人物，不禁令人有些诚惶诚恐。然而这些鹤发童颜的资深长者却是特别随和，似乎很难把眼前这些人与当年上海滩那些叱诧风云的人物联系起来，坐在我旁边的老贾甚至和我说到投机处连干了好几杯。席中有一人，开始介绍叫“周瑞金”,我还真不知是何人，想到了“周里京”可他又不是呀，还是老贾说“你介绍皇甫平他们就知道了”！原来他就是当年大名鼎鼎、风云一时的理论界权威“皇甫平”！

    周老一生履历简单，复旦大学新闻专业５年，《解放日报》31年，《人民日报》11年，退休前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1991年周老在解放日报任副总编辑，按照惯例，在每个农历年的大年初一，都要在“新世说”专栏里发表一篇小言论，辞旧迎新。周老就找来评论部的凌河及当时在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的施芝鸿等人，商议合作写几篇联系上海改革开放实践、阐述邓小平改革开放新思想的评论文章，开篇就是1991年2月15日（辛酉年年初一）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署名“皇甫平”。当时有人从这个名字含有的“来自黄浦江畔的评论”这个意思里猜测，“皇甫平”是不是上海市委授意下产生的？其实周老当时背后一没有后台、二没有授意、三没有错综繁复的政治关系。他说，当时不过是出于一个老报人的职业习惯而已。可以说“皇甫平”不是一个人，但周老又是“皇甫平”的“带头羊”！

    那个时候，中国正站在一个是否要继续改革开放的历史拐点上，中国的未来有各种各样的可能，这大概就是“皇甫平”诞生的真正背景了。“抚今追昔，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富国强民的唯一道路！”评论开笔的这些话在今天读来也许平淡无奇，但在15年前，却能让人眼球为之一亮。因为当时在中国已经有19个月没有人用这种口吻谈论改革开放了。在第二篇文章中，点睛之笔应该是提出“九十年代改革的新思路在于发展市场经济”。引起轰动的是第三篇：《扩大开放的意识要加强》这篇文章阐述了邓小平关于“开放不坚决不行”的思想。之所以引起轰动，引来那么多责难，是因为提出了“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当时，两个“凡是”变为一个“凡事”（凡事都要问一问姓社姓资）了。皇甫平的文章击中了这个要害，于是把一场风波的“导火索”给点燃了。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党内外反响强烈。当时，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的驻沪机构都接到派出地领导的电话，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地方还派出专人来上海了解“发表背景”。文章受到了许多读者的欢迎，认为这是“吹来了一股清新的改革开放春风”。但是除了当年4月新华社《半月谈》杂志发表文章，公开表示支持外，其他媒体大多保持沉默。原来期望1991年是改革年，结果变成了改革的激烈交锋年。就在这一年4月，刚刚发完了四篇文章，北京的一家刊物发表文章质问：“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指出“有人想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的邪路”，引向“经济上的市场化”，政治上的“多党制”，意识形态上的“多元化”。这样一来，皇甫平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接着又有刊物发表的文章把“皇甫平”说成是逃亡海外的政治流亡者的同路人。可以想象，当时“皇甫平”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周老说，直到11月份又来了一位领导同志，他的话很有意思：“不解放思想，很多事情先带框框、先定性、先戴帽，这就很难办。不要还没有生小孩，还不知道是男是女，就先起名字。”直到1992年春天，不动声色地观察和思考了1991年这场交锋的邓小平出山南巡，反复强调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场经济，基本路线要搞一百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这才为“皇甫平”事件最终定了调。

   1992年上海和全国好新闻评奖评选的时候，“皇甫平”以高票获得一等奖。2006年1月在《财经》杂志上，又发表一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再次引起轩然大波。文章尖锐批评了当时一部分人否定改革的言论倾向，并指出，一切改革中遭遇的问题，应当依靠深化改革来解决。这次同样招来一片声讨声。人们很快联想到15年前，成为改革开放舆论先锋的、同样署名“皇甫平”的系列文章。很多人又猜测这篇文章背后大有来头，这次《改革不可动摇》的作者，正是上次“皇甫平”系列文章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周瑞金，周老再次身处舆论漩涡中心。有人讽刺：“现在皇甫平们及其反对者之间的争论犹如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声音，与人民现实的呼声相差得那么的遥远”；有人批评：“皇甫平先生抱住老皇历不肯放，将几百万、几千万人民对改革的反思武断地认为似乎又面临一轮改革'姓社姓资'争论的轮回，真是风马牛不相及”。有人不解：一个曾经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贡献的反“左”先锋，如今却用“左”的棍子猛打以“弱势群体”及其“非主流经济学文人”为主体的“改革反思者”，这倒是一种很有趣的现象。还有人在网上说其“到今天失去了起码的是非判断和同情心”。还有人针锋相对地提出：“反思改革亦不可动摇”的命题。其实回来后我也在网上看了周老的文章，正如他所说：　　我并不反对反思改革，我的文章也是在反思改革。

写字者因文惹祸，在周老已经不是第一次了。1983年，周成为“培养对象”，常务副总编一职提拔在即。因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受命写过‘批邓’的文章。后来填履历表，周老主动如实填了这一段，就因为这个被刷了下来。1991年，周瑞金已经接到中央调令，赴香港《大公报》任主编。当时《解放日报》的工作已交接，职务也卸了，欢送会也开了，突然，北京中央组织部一个电话通知，终止他赴港；原因就是“皇甫平”事件。好在这著名的“皇甫平”事件风向转得及时，在《解放日报》悬置了一段时间以后，周瑞金调入北京赴《人民日报》任副总编。我有些不解的是，周老因为“写字”已一而再、再而三地获咎，怎么到了老年还有如此兴趣？怎么还会想到在古稀之年还要发表文章引来网上声讨？

退下来的周老笑眯眯的，什么也没说，写了大半辈子的政论，对时局依然不肯放弃思考，这也许就是周老的宿命罢。周老据说现在也在与在座其他老人一起搞收藏，家中见缝插针地摆着的是四处搜罗而得的石头和工艺品，他自嘲，“都是不怎么花钱的便宜收藏”。其余的时间还是读书、写文章，他还在两家上市公司担任独立董事、在社科院带博士研究生。我只是隐隐觉得，周老的一生太累太忙，当然，这又是一种人生态度，不好多说什么。有幸与一个曾经影响历史的人物擦肩而过，算是我一生难得的机遇，在此遥致祝福。